火灾、溺水、爆炸、触电、意外高坠、急病突发等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生命的骤然消逝，不仅给家庭带来巨大创伤，也对基层社会稳定构成严峻考验。数据显示，在一个人口规模中等的一线城市行政区，每日非正常死亡人数不低于一人。面对生命的逝去，家属的悲痛以及可能出现的舆论聚焦，都使承担主要善后职责的基层街道面临重大压力。生命的价值无法衡量，但在现行法律与社会实践中，除刑事案件外，对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善后，常通过物质补偿（赔偿）来体现责任。因此，引导各方在法治框架内就补偿事宜达成共识，成为善后工作的关键环节。
当前，基层在实践中主要面临两大挑战。其一，时间紧迫性与情绪平缓性的矛盾。最大限度控制事件影响要求善后必须高效推进，而家属悲恸情绪的平复往往需要过程，如何妥善引导其进入理性协商阶段是一大难题。其二，无过错情境下的安抚难题。对于部分纯属意外或由死者自身原因导致的事件，在缺乏明确责任主体的情况下，如何有效疏导家属情绪、依法依规开展善后，考验着基层的治理智慧。
实践证明，善后工作成效显著的地区，往往并非基层街道“单兵作战”，而是依托一套系统化、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机制。政法、公安、宣传、卫健、应急等部门的协同参与不可或缺。在此基础上，以下几项核心举措对于推动善后工作依法、有序、有情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注重沟通效能，发挥“本土化”调解关键作用。突发死亡事件极易引发家属的强烈不信任感与抵触情绪。此时，纯粹依赖程序化、专业化的调解人员有时难以迅速建立信任、打开局面。相反，熟悉当地语言习俗、在群众中威信高、与家属有一定社会联结的社区工作者、网格员、村干部或社区民警，往往能凭借其情感与文化亲近性，更快搭建沟通桥梁，促使对话走向实质。例如，在某起员工宿舍内突发疾病死亡事件的处置中，初期因沟通不畅耗时良久未有进展，直至一位深谙本地情况的村支书介入协助，协商才取得关键突破。这提示我们，善后工作需重视沟通中的“人文土壤”，善用本土力量。
二、体现人文关怀，以尊重奠定善后基础。虽然物质补偿是善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急于“以钱平事”，反而可能激发家属的逆反心理，甚至引发对事件原因的无端猜疑。多位一线工作者经验表明，家属在剧痛之初最需要的往往是“尊重”。这种尊重应体现在细节之中，责任主体及相关部门应以真诚、高规格的方式接待每一位家属，妥善安排交通、住宿，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与情感陪护，依法依规协助其了解事件相关情况。只有在充分体现尊重、逐步缓解疑虑后，善后工作才能平稳过渡到实质协商阶段。
三、把握协商进程，确保谈判在法治轨道内进行。善后协商本质上是关于补偿金额的法律与经济谈判，需要有策略地引导。政府部门及基层调解机构应始终把握谈判主导权，确保进程平稳，防止局面失控或陷入僵局。实践中，家属方有时会委托具有一定社会经验的非直系亲属作为代表参与谈判，其诉求有时可能偏离法律标准或事件本身。此时，调解方应及时引导，明确法律与事实依据，确保协商围绕合法合理的核心展开，避免无关因素干扰。
四、坚守法治底线，坚决维护善后工作的严肃性与公正性。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各类事件的损害补偿（赔偿）已有较为完善的规定。然而，受“按闹分配”等错误观念影响，个别家属可能采取围堵、聚集、网络炒作等不当方式施压，严重干扰善后秩序，也使问题复杂化。善后工作既要有人文温度，也须有法治力度。对于合法诉求应全力保障，对于试图以不当手段影响结果的行为，则必须及时释法明理，必要时依法处置，确保整个过程严格在法治框架内运行。公安等部门的依法介入与果断处置，往往是维护善后秩序、促使问题回归依法解决渠道的重要保障。
突发事件难以完全避免，生命的逝去亦不可逆转。对于基层而言，依法、妥善做好善后工作，是必须履行的责任，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重要一环。我们坚信，随着全社会法治观念的持续增强和基层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突发事件的善后处置将更加规范、有序，“依法解决”必将成为所有相关方的自觉选择与根本遵循，法治精神也将在每一次妥善处置中得到彰显与巩固。
（邓杰竞 长江新区党工委政法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