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区一个“在北京街头随手就能抓一大把”的处长，涉贪涉腐金额竟然达到千万元级别，实在让人震惊。陈柱兵折戟官场，再次引发了公众对“小官大贪”现象的担忧。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在安徽合肥，某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竟受贿928.6万元和3.1万美元，还侵占村集体资产105万元；在国家级贫困县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基金股，某股长只用几年时间就向境外转移了9850万元并举家移民海外；在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广南县，一个县卫生局的小干部竟然套取了近500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这些“村级贪官”“股级贪官”，都属于“小官大贪”的典型。
“小官大贪”成为一景，概括起来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基层干部官职虽小但掌握的都是实权，很容易萌生钱权交易的邪念；其二，权力监管体系对基层干部的约束力偏弱，有关部门监督的重点往往是那些“一把手”或位高权重的高官，这给一些基层小官违法乱纪创造了条件；其三，城镇化、新医改等涉及大量财政拨款，而基层“潜规则”和不正之风更盛，基层干部更容易受侵蚀。
与常规意义上的贪官污吏比起来，这些活跃在百姓身边的“小官大贪”，对政府公信和干部形象损害更大。发生在基层的贪腐，直接侵犯百姓的利益，更容易激起民众的愤怒，恶化整个官员群体的形象；而且基层干部处于决策体系的基础环节，他们的腐败容易让上报的信息掺水失真，最终导致上级部门决策失误。
每当谈及反腐，很多人都希望能多揪出几个大贪官，仿佛唯有如此才能证明反腐决心。可实际上，官场腐败分子的主体分布在基层，而且很多“老虎”级贪官都是从“苍蝇”成长起来的。正因如此，在反复强调将权力关进笼子中时，有关部门应将笼子织得更密一些，让制度化反腐深入到行政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唯有如此，才能防范“小官大贪”，也才能让反腐事半功倍。（摘自《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