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鼎 袁立
从国家层面的安全环保治理导向，到荆州、石首等地政策的落地，烟花爆竹禁燃令的推进已成为观察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微观窗口。这一政策所引发的讨论，远不止于“燃放”本身，而是触及了公共安全、环境权益、传统文化表达与个体自由之间复杂的平衡术。深入审视，其真正价值不在于简单的“禁止”，而在于如何以法治与文明为尺度，精细地勘定权利边界，推动公共生活规则的共识性演进。
烟花爆竹燃放的传统危害认知是清晰的：它是火灾与人身伤害的显性风险源，是短期内急剧恶化空气质量的污染源，也是侵扰公众安宁的噪音源。这些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构成了政策出台的正当性基础。然而，一项公共政策若仅停留在“危害管控”层面，则仍显单薄。禁燃令的深层意义，正体现在它迫使全社会面对一个现代治理的核心命题：当多种正当权利与诉求发生冲突时，社会应依据何种原则进行排序、协调与整合？ 例如，部分民众对“年味”的情感诉求，与更多市民对清洁空气、安静环境以及安全无虞的诉求，如何在公共决策中得到公允的体现？
在此背景下，荆州与石首的案例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基层实践样本，但也暴露出不同治理逻辑下的张力。两地的共同点在于构建了严密的“禁令-执行”体系，从划区、罚款到多部门联动，展现了强大的行政执行力。然而，细察其差异，却能窥见地方治理的不同取向。荆州市在中心城区划定禁燃区，可视为一种基于人口密度与风险等级的“重点管控”；而石首市推行“全域禁燃”，并将长江洲滩等广阔区域纳入，则更像一种强调绝对安全与环保成效的“全域防御”模式。后者在彰显决心的同时，也引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城乡地域差异明显的区域内，“一刀切”的禁令其长期执行成本与社会接受度如何？ 这种“攻坚战”式的治理，如何转化为可持续的、内化于心的文明习惯？
治理的智慧，恰恰体现在对“一刀切”的超越，走向精细化的“分类治理”。这不仅是对执行能力的考验，更是对政策合法性、合理性的深化建设。理想的禁燃政策，应至少包含三个维度上的“精准”：一是空间精准，基于科学评估而非行政便利，严格划定绝对禁止的（如油库、文物区）与可以引导规范的区域；二是时间精准，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提下，能否考虑在传统节庆的特定时段提供有限出口；三是管理精准，从单纯的“堵”转向“疏堵结合”，大力推广环保型烟花、电子鞭炮、社区节庆活动等替代方案。政策的最高目标，不应是营造一个无声的节日，而是塑造一个安全、和谐且富有文化生命力的公共节庆空间。
因此，禁燃令的成败，最终不能仅以执法案件数量或PM2.5的短期下降来衡量。其更深层的评判标准在于：它是否促成了公权力与公民权在法治框架下的良性互动？是否在限制一种行为的同时，有效引导和满足了人们的情感与文化需求？是否推动了关于公共空间规则的社会共识的形成？ 从“执行禁令”到“构建共识”，这才是社会治理从“管理”走向“治理”的关键一跃。
从国家宏观指引到地方多元探索，禁燃议题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中对秩序、文明与自由的再定义。它提醒我们，现代文明的进阶，不在于消除所有差异与声音，而在于学会如何在相互依存中，通过规则与对话，负责任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尊重他人的同等权利。禁燃令的最终归宿，应是让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祈福，以一种更安全、更环保、更包容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璀璨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