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运红）七十年代中期的铁山，可能是火车站后面那座山常年开山挖石吧，空气里总飘着淡淡的矿石粉尘，风一吹过，地质队大院的红砖墙上便落一层细细的灰。那时候，我们一家五口挤在大院角落的小平房里，木门斑驳，窗棂漆皮脱落，可就是这方逼仄的小天地，装着我童年最鲜活的人间烟火。
大院里的日子，被“票”字牢牢拴住。布票、粮票、肉票，豆腐票，每一张都金贵得很。家里只有我和父亲、哥哥的户口，母亲和妹妹的户口在四川乡下，平日里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撑着家用，日子过得紧巴。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凭票割上一斤肥肉，既炼油，又炒菜，炒菜后的锅不洗，直接煮一锅青菜豆腐汤，那便是顶顶奢侈的享受。
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铁山的山野和田埂，却藏着另一种“馈赠”。不用票证，不用花钱，只要肯弯下腰，就能寻到餐桌上的滋味。说出来都没有人信，那时我家吃的最多的就是青蛙、鳝鱼和乌龟。父亲是地质队的老工人，从川东到鄂西，再到鄂东南，常年的懂野外生活，养成了独特的生存能力。每到傍晚，他扛着竹竿编的鱼篓，带着我们兄弟俩去附近的田埂、水沟里摸捞。暮色四合时，田埂上的蛙鸣此起彼伏，父亲举着手电筒，光束扫过草丛，青蛙便“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他眼疾手快，竹竿一挑，便能精准勾住猎物。鳝鱼藏在泥洞里，父亲用手顺着泥洞往下挖，指尖触到滑溜溜的身体，便一把攥住，拽出来时，鳝鱼还在拼命扭动。乌龟则多藏在水田的淤泥里，扒开软泥，偶尔能翻出一只背壳黝黑的老龟。当然，有时候没有时间自己去捕捉，就从附近村民手中去买，青蛙和鳝鱼基本上都是2毛多钱一斤，比买肉便宜很多，关键是不要票。
那些野味，处理起来虽麻烦，却成了父亲的拿手好戏。青蛙剥皮去内脏，切成小块，用葱姜爆香，大火快炒，鲜味儿能飘满整个小院；鳝鱼去骨切丝，或是红烧，或是煮汤，肉质细嫩，毫无土腥味；乌龟更是难得，龟肉炖豆腐，汤汁浓白，咬上一口，满嘴鲜香。在那个吃肉都成奢望的日子里，这些带着山野气息的食材，填了我们的肚子，也暖了一家人的时光。直到2019年父亲90岁生日，还惦记着要喝乌龟汤，如果不是新下陆老邻居老板张细林的帮忙，他老人家这最后的愿望也要落空了。
1976年，是举国上下人心惶惶的一年。那段时间，传闻里的地震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心头。大院里的人都慌了，纷纷用钻机帆布搭起简易的地震棚，白天晚上都躲在棚里，不敢回屋，生怕大地突然摇晃，灾难降临。可父亲却异常平静，依旧该做什么做什么。
那天傍晚，天色阴沉，风卷着尘土刮过大院，远处传来几声沉闷的雷声，更添了几分紧张。母亲劝父亲去地震棚躲躲，父亲却摆摆手，转身从水缸里捞出几条刚摸来的鳝鱼，拿起菜刀，不紧不慢地处理起来。刀刃划过鳝鱼身体，发出“沙沙”的声响，在喧闹的大院里，显得格外安静。
“爸，大家都去地震棚了，你咋还杀鳝鱼啊？”我蹲在旁边，看着父亲的动作，忍不住问。
父亲手上的动作没停，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笃定：“怕啥？就是死，也要当饱死鬼，不当饿死鬼。”
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埋在了我心里。父亲的话没有豪言壮语，却透着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在那个动荡又艰难的年代，活下去，吃得饱，是最实在的期盼。地震棚能遮风挡雨，却填不饱肚子；与其惶惶不可终日，不如踏实过日子，把眼前的每一顿饭吃好。
那天晚上，父亲做了红烧鳝鱼，又炖了一碗鳝鱼豆腐汤。昏黄的灯泡下，我们一家五口围坐在小方桌旁，热气氤氲着，鳝鱼的鲜香飘在空气里。母亲给我们兄弟俩夹菜，父亲端着碗，慢慢嚼着，偶尔喝一口大冶生产的纯谷酒。窗外的风还在吹，可那碗热汤，那盘鳝鱼，却让小小的屋子充满了暖意。
后来，地震终究没来，过了几年后，我和哥哥先后参加工作，母亲和妹妹的户口也从四川迁回来了，我们家的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虽然父母还是住在地质队大院的平房，但是票证渐渐退出了生活，餐桌上的肉、豆腐，再也不是奢望。可我总忘不了七十年代的铁山，忘不了父亲杀鳝鱼时的笃定，忘不了那句“当饱死鬼，不当饿死鬼”。
那些艰难的岁月，像铁山的矿石，沉淀在时光深处。
没有锦衣玉食，没有繁华喧嚣，可一家人相依相伴，靠着山野的馈赠，靠着那份对生活的执着，硬是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如今再想起那段时光，心中满是温暖。那0.25元一斤的野味，那间斑驳的小平房，还有父亲那句朴实的话，都成了我记忆里最珍贵的碎片，藏着人间烟火，也藏着岁月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