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近30年前的事了。那一年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正是一个热血、热心的青年警察，在一个地处偏僻的监狱教育科担任内勤。  
       当时，罪犯与亲属联系主要靠写信，按照规定，所有来往的信件都必须经过检查。那时候，一个监狱有很多中队，中队与中队之间相距近则几里，远则几十里，一般家属们写信，如果地址详细准确，邮局就会直接送到罪犯所在的中队，由中队内勤检查后，如无影响改造的内容就会直接交给罪犯本人。但也有很多地址、收件人不详不实的信件，邮局工作人员就会将这些信送到教育科来。我常常热心地处理这些信，能够查实到人的，就标注清楚托中队内勤给他们带回去，实在查不到的就只有自己拆开看看，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然后能够退回的就退回，没有详细地址可以退回的，就只有当“死信”处理了。所幸我看到的绝大部分信里都是或谈家务琐事，或表述思念之苦，或嘱托好好改造——均不影响实际生活。唯独有一封信，至今仍让我感到深深的愧疚。
       那是一封来自湖北孝昌的信。一个侄儿写给他的舅舅的。收信人、寄信人我都忘记了，但我现在仍记得信中的内容。信中介绍了自己的家庭近况：父母均因贩卖无证自行车被派出所找了好几回，叔叔被捕了，最刺眼的一句是：“我现在看见戴大盖帽的就讨厌，我恨他们，他们专门与我们家作对，我希望我快快长大， 然后就能对付他们了”--一看到这我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是一个高中生写给他亲人的心里话，一个人生观、世界观正在形成的青年却对代表着正义的“大盖帽”有着如此的看法。从信中可以看出一种反社会的情绪正在形成，并且越来越强烈。虽然当年我也才20岁，我的人生观、世界观也还需外部来引导，但多年所受的正统教育和书生意气，让我直觉到：这一切，对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来说，是多么的危险呀！
       良心和热血告诉我应当想尽各种办法查到这个收信人的详细地址，应当通知他们单位的负责人给他做做工作，写一封信教育教育那个孩子，而且我更应该亲自写一封信告诉他：戴大盖帽的干的是什么工作······但是这一切的想法均只因为我瞥了一眼桌上的钟而搁浅了——11：30，到了午饭的时间，如果去迟了，食堂可能就没有吃的了——下午再写吧，也不迟。我想。
       永远的愧疚就产生在那一念之差上。到了下午，放在我桌上的那封信怎么也找不到了。问科室里的同志们，都说不知道，——往日里这种情形多得很，大家平常还为处理这种少则数十多则数百的地址不详的信而苦恼不已。但是我，始终的担心着那个孩子。我知道，一句温暖的话对一个正处于逆境中的人的重要性，而且，我更相信我这样一个“戴大盖帽”的人给那孩子写几句话，将会收到怎样的效果。
       但是，这一切都已晚了。一个我不经意发现的将要残缺的心灵也因为我的不经意而可能永远残缺了。对此，我怀着深深的愧疚，直到现在。
       为了弥补这个愧疚心理，我从此不敢慢怠每一封我看到的信。十年后，一封来自某地司法局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信中讲，某罪犯写信给司法局，因为他犯罪入狱，父母和他断绝关系几年了，写回家的信也因查无此人退回了，“父母可能搬家了，我在世上再也没有家了。”他希望他们能帮助他找到父母，做做父母的工作，给他一个家，他知道错了。正义的热心的司法局工作人员帮他找到了父母，并且做通了父母的工作，愿意来看望这个儿子，但粗心的寻家者也没有留下详细地址——他大约也没抱多大希望吧？于是这封没有详细地址的信被送到教育科来了，被我看见了。我没有让遗憾重演，第一时间摸排出了这个罪犯，并且将这事向领导进行了汇报，与司法局联系，共同促成了一场“特殊会见”。
       为了弥补这个愧疚心理，在以后近30年的教育改造工作中，每一次开展教育活动，每一次起草活动方案，我都尽量加入一些能触动人心的环节，抱着不奢求普惠众生，只管帮扶眼前之人的心理，能触动一个是一个。
为了弥补这个愧疚心理，在从警的近30年生涯里，在面对罪犯与罪犯家属时，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戴大盖帽”的，要有“戴大盖帽”的形象和责任。
       但是，我仍然希望，希望曾经有人给那孩子说几句正确的话，想有人告诉他，“大盖帽”们不是专门来针对你家的，而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正当权益；当你遇到困难时，可以找“大盖帽”，当你寻求正义时，可以找“大盖帽”······
          (葛连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