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新春，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因以喜剧外壳包裹公平正义的主题，引爆了全国荧幕，让“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成为了全民热议的焦点。

       影片用喜剧打开现实主义，细细铺陈三个案子——张贵生防卫过当案、韩雨辰反抗校园霸凌案、王永强反杀村霸案。客观来讲，三个案子最真实莫过于一连串直击人心的反问：被打了为什么不能还手？见义勇为有什么错？被反复折磨欺辱，为什么不能反抗？

       既是反问，我们肯定能斩钉截铁地说出答案。但却是，因为反抗、制止“不法侵害”而背上法律制裁的枷锁。法律为正  义托底是良法善治的应有之义，而不是让正义向死亡结果妥协。如检察官韩明所说，法律是没有错的。既然法律没有错，那上面的反问，本质上就不是对法律的反问，而是对司法监督者的质问：

       在具体个案中，当实质的价值判断与法律的形式逻辑相冲突时，法律人该作何决断？这种冲突如何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得到妥当地解决？司法监督者如何面对应然与实然间的鸿沟？如何在个案中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律的尺度和温度？

       这不仅对制定法律提出了要求，更是对运用法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不是冷冰冰的，应该是有温度的司法、有力量的司法、法理情统一的司法。”

       司法是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准确适用法律，进而作出决定、裁判的整个过程。但是，检察监督、司法办案并不是机械地适用三段论完成法律推理。我们的法律文书、司法裁判能否被当事人接受，能否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不仅取决于其结果是否符合“国法”，更有赖于结果是否符合“天理”“人情”。当司法能够上合天理、中符法律、下应民情，那么就做到了天理、国法、人情三者融于一体，法律便不再只是冰冷的逻辑，而有了熨烫人心的力量和温度。

       其实，在法律人初入法学殿堂之时，教授们都教过我们，情理法交融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法文化中长期积淀的传统。人之常情是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认同，外在表现为公序良俗。在古代，司法者要“动之以情为先，晓之以理为中，行之以法为后”，情理被作为最高的裁判依据。在现代，情理仍然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价值观。法律是情理的集中体现。司法者运用法律，应将法律之中所蕴含的情理阐发出来，把法律所允许的情理运用到案件的处理之中。影片中，韩明对王永强作出“不起诉决定”所绽放的明丽光辉不仅是因为它给了公众最期待的答案，更是因为它能够利用已有的法律构架、通过情理法交融的释法说理，为我们呈现了司法原本的最温暖的模样。

       检察机关办理的案件绝大多数发生在群众身边，且又是常见多发案件，每一起案件都关乎着国法、民情、人心。拿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来说，违法者一个行为可能引发刑事、行政、民事等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是不是每起非法捕捞的案件，都做一样的处理方式呢？机械地照搬已有的案例判决？并不是！检察监督、司法办案最核心的是要明确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个案情况，具体分析违法者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承担了刑事责任后，是否还要承担其他责任？如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是否还需要给予惩罚性赔偿责任？等等。

       所以说，检察监督、司法办案绝不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办案，决不能只守住形式上“不违法”的底线。司法是一项高超的技艺，不仅要求检察人员具有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还要求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善于将“情理法”融于一体，使我们的监督决定、法律文书最大程度符合普通民众的善恶观念，促成监督的正当性与可接受性，努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检察监督的尺度、力度和温度。

        检察监督实现情理法交融，便是检察监督尺度、力度和温度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