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档的影片看了三部，感触最深的还是与工作息息相关的检察题材电影《第二十条》。
《第二十条》中的故事牵涉3个案件5个家庭，其中的人物形象跨越老中幼不同年龄段，每个人物都有自身的特色和现实冲突点：从检二十多年圆滑世故的检察官韩明，身为烈士家属却无恶不作的“被害人”刘文经，为保护妻子奋起反抗的“犯罪嫌疑人”王永强......生动的故事，明晰的主题线，正义与冷漠的交锋，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全面系统地呈现了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从不敢适用、不愿适用到依法适用的过程，办案理念的转变通过实力派演员的生动演绎展现的淋漓尽致。
从生活安稳的公交车司机到故意伤害案件的被告人，只需要一次路见不平。
一个见义勇为的人，因为救人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影片设计了这样一个镜头——韩明逐帧向屡次进京上访的张贵生解释为何要对他判刑。透过这个镜头，我们似乎对法律规定产生了一丝怀疑，是否我们在面对被欺凌的弱小时，也需要像韩明这样时时刻刻分析自己的言行，在见义勇为中牢记法律规定，才不至于因为自己的“节外生枝”而让人生遭受巨变？
显然这种要求对于只具备一般法律知识的民众来说太过悬浮。惩恶扬善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是非观，面对眼前的恶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朴素正义感是一个成年人的正常反应。
沿用司法惯例的韩明，在办理张贵生案件中没有例外的将他起诉到法院，影片透过韩明的视角，将传统司法认定关于正当防卫有失偏颇之处形象地展现了出来：置身事外看待案件发展、动手就是互殴、打伤就要承担责任等。
伴随着张贵生的死亡和丫丫的质问，韩明长久以来的办案理念也发生了动摇——沿用惯例这种不会出错的办案模式真的是正确的吗？
“法律的权威来自哪里？来自老百姓最朴素的情感期待。”
当法律无法保护每一个善良的人，当好人在路见不平时还要考虑正义的代价时，我们的法律是否还会被公众信仰？
在儿子遭受不公正待遇时，检察官竟选择“送礼”解决
校园欺凌，一个在谈及未成年人保护时不可避免的话题。
影片里的校园欺凌来自教导主任的儿子张科，而韩明的儿子韩雨辰，因为在制止张科对同学进行欺凌时不慎将张科打伤，被爱子心切的张主任报警后立案，面对着即将到来的行政处罚，韩明作为检察官非但没有拿起法律武器帮助儿子进行维权，反而是通过找熟人、送礼甚至找案件相关律师拉关系去解决问题。
这一段的演绎嘲讽意味极浓，检察官又如何？在儿子被“冤枉”时还不是用传统的人情社会手段解决问题，当身份由检察官转变为案件当事人家属时，韩明真切的感受到了作为当事人，被不明不白的“定性”后遭受的司法“歧视”。
面对孩子“以后还能不能还手”的提问，一直以来教导孩子要勇敢善良的韩明语塞。
“我们究竟是把怎样的一个世界交到孩子们手里。”
已经长大成人的法律工作者们，还能不能像孩子们一样拥有最纯粹的正直和善良？当被权衡利弊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深入骨髓，对错是否成了最不需要计较的事？
在变成办案机器，循着惯例结束一个又一个案件的路上，检察官们是否该停下来思考思考，成为检察官时宣之于口的誓言有没有实现。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昆山反杀案”、“福州赵宇案”“涞源反杀案”“丽江唐雪案”......一个个熟悉的情节搬上荧幕，标准的正当防卫流程被镜头展现。为孩子治病而债台高筑的父母，以收债为名行强奸之实的村霸，为保护丈夫选择纵身一跃的哑女，贯穿影片主线的王永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成为唤醒韩明检察官初心最有力的强心针。在法与情，情与理的交织中，在守旧与突破的碰撞下，随着关键物证浮出水面，韩明在同事吕玲玲的激励下，一步步的由一个事故圆滑的挂职人员回归到了为路见不平敢于亮剑的新时代检察官。
影片中并没有回避现实中存在的很多办案问题：沿用判例机械司法、处理案件时一诉了之、审查起诉阶段未有效保护关键证人......最高检参与拍摄的背后，也传递出了拔除司法沉疴的决心。
影片最后，韩明在听证会上的高光时刻，道出了司法人员在办案中最应该考虑的价值导向——“法律是让坏人犯罪的成本更高，而不是让好人出手的代价更大”。有人说《第二十条》是乌托邦式的普法电影，充斥着超现实的理想主义。但是如果没有理想，现实主义的花该盛开在哪里？如果法律人失去了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我们的社会该去向何方？
“我们办的不是案子，是别人的人生。”司法判决中的一句话，落在一个家庭的身上可能就是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不是一句空话，是无数个“张贵生”“王永强”“韩明”“吕玲玲”的抗争换来的觉醒，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司法提出的切实要求。
这世界法治的阳光或许还没有照到每一个好人的肩头，但检察人从未放弃。借《沉默的真相》中检察官江阳的一句话自勉：纵使长夜难明，亦有人舍命燃灯。
作者：丹江口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 张晨祎
